新政策下的“00后”高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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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下的“00后”高考时代

王石赢在哪里?赢在他特殊的成长和创业历程,让他比对手更加能认清并笃定中国的政经大势,并顺应这个大势去寻找资源的杠杆,最终击败了对手。

作者:本刊记者 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2-10

在2016年和2017年之交,万科股权争夺战的故事发生了大转折。对王石和管理层“有意见”的华润要自动退出万科,把股份转让给王石和管理层一直希望引入的深圳地铁。业界认为,这正中王石下怀。
同时,曾要“赶走”王石的宝能系正因为保险产品合规与否的问题,接受监管部门检查。此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公开场合称,某些机构投资人是“妖精”、“害人精”。
王石的两个“对手”都出现了态度大转折,看起来,王石和管理层赢定了。股东更迭,其实是万科在“走回头路”。
2000年,深圳国企特发集团将万科股票出清,华润接盘,从此万科从一家“地方国企”色彩浓厚的企业,晋级为一家背靠“中央国企”的地产巨头。外界认为,这是地方国企对万科发展掣肘太多,而央企的版图更广,给旗下公司的空间也更大。如今,万科又重回地方国资怀抱,这是一个轮回。
轮回的背后,是中国宏观经济体制、资本市场格局的改变使然。万科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但业已发生的这场博弈,则给中国资本市场的现有玩家或者潜在玩家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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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弈的两条线
不论是华润还是深圳地铁,都是国资,唯一不同的是中央国资,还是地方国资。这和王石一直在说的万科要搞“混合所有制”,并不冲突。
1月12日中午,万科在公告中披露,华润已与深圳地铁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华润及其子公司所持的万科股份16.9亿股股股份(约占总股本 15.31%)将转让给深圳地铁,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71.7亿元。
目前,宝能、华润和恒大分别位列万科前三大股东,持股分别约为25%、15.31%、14.07%。如果把深圳地铁算作管理层的“盟军”,那么在这一转让落定之后,加上万科合伙人及管理层其他“盟军”的股份,管理层及其“盟军”一方的持股将超过20%,仅次于宝能系。
此外,本来以为“赢定了”的宝能系现在陷入了被动。一方面,证监会、保监会正在整顿险资复杂的融资模式和投资方式。是否被认为“违规”,目前还没有公开定论。
另一方面,万科的股价正在下跌,如果只做财务投资者,那么宝能的股份谁来接盘?这是宝能必须面对的第一大问题。
除了宝能系,作为第三大股东的恒大已公开表示,更倾向于财务投资,而不是战略投资。此前,《南风窗》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万科股争之中,一根“红线”是不能轻易触碰的,即挑战国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权。比如,控制这家世界上最大的住宅地产商。一直以懂政治著称的许家印和恒大说不想控制万科,应该没有说谎。
总之,从方方面面来看,王石看起来的确赢了。即便深圳地铁入股后,不再给王石和管理层那么大的自主权,但王石至少赢了面子。资本市场的新贵,越来越知道,“大哥”是不好惹的。
在这场股权争夺战中,力量的博弈似乎是分为两条线来进行的,一条是明面上的股权博弈和法律战;另外一条则是“暗线”,参与者可能已经超出了资本玩家和大佬的范畴。
逆转的确让人吃惊。按照我国的法律,宝能掌握着大约25%的万科股权,对万科这样的股权分散公司而言,基本上可以否决一切股东大会的议案,这等于掌握了这家公司“最高权力”。此后,华润又对管理层“呛声”,这意味着另外15.31%的投票权可能站在王石和管理层的对立面。
但最终,天平还是向王石倾斜。历时一年多的股权争夺战,最关键的转折点是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提出“妖精”、“害人精”为标志的。
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指出,资本市场最近的一些收购行为属于“不正常现象”,除了使用“妖精”、“害人精”,他还使用了“野蛮人”、“强盗”等几个词。之后,证监会、保监会陆续启动了对宝能、恒大等保险公司的调查。
2016年底,王石越发热心于他的公益事业。2016年12月24日至25日,王石到革命老区延安进行公益考察,当地新闻稿显示,这次考察让王石有了一个新的特殊身份。“延安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薛占海出席座谈会,并为王石颁发‘延安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聘书。”
新闻稿写道:王石表示,延安政治地位特殊,资源优势明显,经过多年持续发展,经济实力和城乡面貌不断提升,产业转型势头较好,特别是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坚定了在延安投资合作的决心,增强了深化交流的信心。希望延安能积极推进与“应对气候变化企业家联盟”的合作,引进高端人才,挖掘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城市,打好文化教育牌,让绿色环保成为延安的招牌竞争力。
王石是应对气候变化企业家联盟发起人。对公益的投入,让他看起来很轻松。而万科的故事看起来也正在走向终局,但有些事情显然还没有完。

  王石靠什么“赢”?
王石到底赢没赢,宝能到底输没输,这个问题目前还无从判断。唯有后续的股权变动和万科内部权力重构情况,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王石至少赢了面子。
那么,王石为什么能“赢”?这需要从万科历史上的几次大变动来看。万科发展至今,有三个关于控制权的关键节点,一是1990年代中期的“君万之争”;二是2000年前后,股权从深特发易手华润;三则是本轮股权之争。
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曾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猛人”。当时,他似乎并不把王石放在眼里,他直接跑到王石办公室,要代表中小股东对万科管理层“提意见”。君万之争之后,张国庆因“侵吞国有资产”锒铛入狱。
对于深圳首屈一指的龙头国企深特发,当年的王石也从不掩饰自己要脱离的野心。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有些冒险,是得罪当地政府的事,但他就是敢做。华润接盘深特发手中的万科股权之后,给予了万科管理团队极高的自主权,万科也赶上了中国地产行业的井喷期,成为全球第一大住宅地产商。
在这所有节点的博弈中,王石的对手都相当强大,但最终,王石都赢了。王石赢在哪里?赢在他特殊的成长和创业历程,让他比对手更加能认清并笃定中国的政经大势,并顺应这个大势去寻找资源的杠杆,最终击败了对手。
君万之争之前,君安证券早已如日中天,是中国最赚钱的证券公司,但也被称为是一台不受掌控的“赚钱机器”。而1990年代中期,刚好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在金融领域,加强中央垂直领导和监管是一个趋势。
同样,2000年是国企改革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是中央定下的国企改革与脱困的最后一年。地方上,各地贯彻“抓大放小”的方针,而地产行业并不被地方国企看好,属于可放弃产业,因此一家地产公司脱离地方国资的阻力并没有想象的大。
而另外一面,华润作为长期浸润香港市场的红色央企,经历了房地产成为香港支柱产业的全部历程,因而,深知地产乃是“命门产业”。此时,当有一支野心勃勃、才华横溢的地产团队前来投靠,任何人都会欣然接受。
在本轮股权争夺战之中,保险财团不断买入作为国计民生两大支柱的地产和银行股,在试图“绑定”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不断逾越资本市场的既定“红线”。这一点,王石应该看得很清楚。当然,保险产品和理财计划是否违规,这尚需监管部门来认定。
无论在发达市场,还是不发达市场,在资本市场的股权争夺大战中,寻找非市场领域的资源杠杆,这是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实际上,华尔街也长期这么干,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博弈过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那么,万科股权争夺战给资本玩家的启发是什么?在中国,资本是经济的枢纽,资本玩家的“强大”只是相对于可怜的股民而言,在更加强大的力量面前,你根本就不堪一击。
万科股权争夺的启示并不复杂,这和万科的前两轮控制权博弈并无本质不同。但这一次,故事还没有结束。
有人认为,宝能会被安排“体面退出”,至少要赚钱。因为,保险和资管计划绝对不能崩盘,否则就有“群体性事件”,尽管可能是富人的“群体性事件”—资管计划很多都是高净值人群参与。
但问题在于,在经济不景气、股市也疲弱的时候,一桩交易不可能谁都赢。王石和管理层要赢,地方国企深圳地铁也要赢,宝能也要赢,恒大也要赢,中央国企华润也要赢,那么谁最终会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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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大数据无疑将带来重要的科学、技术和医疗成果。但如果被误用或滥用,大数据也是非常危险的。

作者:厄尔尼斯特·戴维斯( )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3-10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亲眼目睹了从互联网、社交媒体、科学设备、智能手机、监控摄像头和其他多种来源搜集的数字数据量、以及处理这些数据的相关电脑技术呈爆炸性增长。众所周知,大数据无疑将带来重要的科学、技术和医疗成果。但如果被误用或滥用,大数据也是非常危险的。
互联网搜索引擎、机器翻译和图像标签等重要创新技术已经依赖于将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大数据。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大数据可以大大改善政府决策、社会福利计划和奖学金项目。
但拥有更多数据替代不了拥有高质量的数据。例如,自然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美国大选调查员正头疼怎样获得有代表性的人口数据样本,因为美国法律规定调查员只能拨打固定电话,而美国民众对移动电话的使用却越来越多。虽然你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找到无数的政治观点,但却无法确定这些观点在选民中是否具有代表性。事实上,推特和上与政治有关的发帖很多由计算机自动生成。
近年来,以偏差数据集为基础的自动程序造成了很多丑闻。举例而言,去年6月,当一名大学生以“不符合职业标准的工作发型”为关键词搜索谷歌图片,结果显示的图片绝大多数是黑人;当这位学生把第一个关键词换成“符合职业标准”,谷歌返回的搜索结果却大多是白人。但这不应归咎于谷歌程序员带有偏见;相反,它是民众对网上图片标签的反映。
那些采用上述搜索结果来评估招聘和晋升决策的大数据程序,则很可能不利于那些发型与“不符合职业标准的工作发型”相似的黑人候选人,进而延续传统的社会偏见。而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去年, 的一项“累犯风险模型”调查显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对已定罪的犯人量刑的方法,实际上系统性地高估了黑人被告未来的犯罪风险,并同时对白人被告未来的犯罪风险有所低估。
大数据的另一种风险是它可以被操纵。如果人们知道利用大数据来做出将影响他们生活的重要决策,他们有动机让天平向己方倾斜。举例来讲,如果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教师的评判标准,教师或许更有可能“为考而教”,甚至作弊。
同样,想要提升所在院校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排名的大学管理人员已经做出了不明智的决定,比方说以牺牲学术为代价投资建设奢侈的体育场馆。更糟的是,他们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不道德的决定,比如通过在开学前几周找到并开除成绩较差的学生来提高圣玛丽大学的“留校率”。
就连谷歌的搜索引擎也不能免疫。尽管由世界顶级数据学家监控的海量数据驱动,其结果仍有可能受到“搜索引擎优化”和操纵,“谷歌轰炸”、“垃圾邮件索引”和其它服务于某些狭隘利益的方法就是实例。
第三种风险是侵犯隐私,因为现在提供的大量数据均包含个人信息。近年来,有人从商业和政府网站窃取了大量机密数据。研究人员已经表明,可以以何种方式准确搜集在看似无害的在线帖子(如影评)中所流露出来的人们的政治观念甚或性偏好—即使发帖采用匿名的方式。
最后,大数据对问责制提出了挑战。如果有人感觉自己遭受了算法的不公平对待,往往没有办法对其提出上诉,这或者因为具体结果无法解释,或者因为算法的编写者拒绝提供算法的细节。虽然政府或企业可以通过强调算法的数学性或科学性来威胁任何反对者,他们自己的行为也常常令他们始料未及。欧盟最近通过了一项措施确保被算法影响的民众拥有“解释权”;但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种方法的实际效果。
如果被大数据损害的民众没有追索途径,那么就像数据学家凯蒂·奥尼尔在其最新著作《数学武器毁灭》中所展示的那样,将有可能带来影响深远的有害结果。
好消息是大数据的危害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但除非我们积极保护民众隐私、发现并纠正不公平做法、谨慎利用算法并保持对算法内部工作原理和决策数据的严格理解,否则就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


本文由 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研究所计算机科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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